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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良英在湖北钟祥也有上访行为，两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辩护人提出的管辖异议没有得到支持。

[28]327-328 具体而言，以在维护防疫管理秩序的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的妨害公务罪为例，可考虑以期待可能性理论把下述行为排除于涉疫型妨害公务罪外：行为人因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其生产生活便利而心生埋怨，与防疫人员发生口角，对防疫人员实施谩骂、嘲讽行为，或实施一般性的阻拦、推搡等拒绝行为的;因行为人对新冠肺炎和集中隔离感到惧怕，在防疫人员将其强制带至集中隔离场所过程中，手舞足蹈鬼哭狼嚎打滚撒泼而欲脱离束缚的;行为人因规劝防疫人员亦应遵守相关防疫措施，但防疫人员不听从，进而与防疫人员发生僵持、对峙，甚至一般性的肢体摩擦行为的;等等。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N].人民日报，2020-02-06（1）. [2] 吴邦国.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11-03-11（2）. [3] 邵彦铭.食品安全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4] 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巩宸宇.典型案例十连发：释放哪些法治信号——揭秘最高检发布十批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背后的故事[N].检察日报，2020-04-23（1）. [6]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健康教育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 [7] 林闽钢.中国社会政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8] 李金森，段淑东，朱翠珍，等.新发传染病防治技术[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9] 李蕴辉，辛科.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初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10] 徐日丹.涉疫情犯罪系列典型案例背后的法治思考——最高检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答记者问[N].检察日报，2020-03-09（1）.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情况（截至3月3日）[EB/OL].（2020-03-04）[2021-03-25].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2003/t20200304_455677.shtml. [12] 赵秉志，袁彬.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刑事政策研究——以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刑事政策为中心[J].江海学刊，2020（6）：149-157+255. [13] 陈铁夫，唐征友，杨志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 [14] 林喜芬.疫情期间刑事司法治理的挑战与回应[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5）：23-31+134. [15] 刘宪权.刑法学名师讲演录/总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6] 徐松林.刑法学：第四版[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年第1号）[EB/OL].（2020-01-20）[2021-03-27].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1/44a3b8245e8049d2837a4f27529cd386.shtml. [18] 李茂久.历史与现实：刑罚改革论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 [19] 本刊特约评论员.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J].人民检察，2020（8）：1. [20] 陈金林.如何提升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以食药犯罪为例[J].警学研究，2018（5）：41-47. [21] 刘慧明，屈耀伦，凌翔.刑事政策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22] 刘曲.世卫：疫情预计持续时间较长 需长期应对[N].新华每日电讯，2020-08-03（2）.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N].人民日报，2020-06-08（10）. [24] 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5] 刘宪权，杨兴培.刑法学/上：第四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6] 陈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及其适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109-117. [27]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8] 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9] 姚龙兵.刑法立法基本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0] 陈伟.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J].政治与法律，2020（5）：18-29. [31] 陈伟.教育刑理论的实践回应与规范运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2] 冯国刚，单虹飞.警钟|从得志走向沉沦 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委原书记孔令宝腐败案剖析[EB/OL].（2021-01-02）[2021-03-27].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101/t20210102_233125.html. [33] 楊文，王志.山东任城监狱疫情事件5名涉案人员一审宣判[N].人民法院报，2021-02-09（3）. [34] 李鹃.深化以案促改 一体推进三不[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01-22（2）. [35] 陈伟.刑法立法方法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进入 陈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 涉疫犯罪 政策优化 。

故而笔者认为，涉疫犯罪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对象还需进一步周延。故而，用足用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第二个内涵。在防疫公務主体涉疫犯罪或涉嫌涉疫犯罪典型案例的遴选发布中，应注意：首先是遴选发布的主体，鉴于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与司法指引的双重属性，建议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最高法、最高检或公安部联合遴选发布。5 三、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未来优化进路 （一）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合理内核常态化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积极作为。那么，在疫情防控中用足用好现行法律规定，则是切实遵循该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如此案法交融的涉疫典型案例，事实上成为各级司法机关办理涉疫犯罪的参考宝典，极大地满足了非常时期司法实践的高需求。2类似的还有曹某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案，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2018年实施的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罪属于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进而根据办理疫情防控期间犯罪的相关规定予以从重处罚。④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9页。

[1](p.34)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的主要领导方式，是保证党长期执政的一种重要制度。第二，中国共产党需要经常听取民主党派的建议、意见，形成并完善自己的主张。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还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依法执政就是要把多数人的共识转变为法律和制度。

这难道不是早已被近现代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证明过了的事实吗？⑧ (二)党的领导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和办急事，保证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顺利进行，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在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党应对重大风险的有效方式。对《意见》中提出的探索建立政治督察制度建立党委政法委纪律作风督查巡查机制探索实行荣誉退休制度探索实行资深优秀政法干警延迟退休、志愿服务制度等具体措施，要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先行先试，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提出具体实施意见。[12](pp.202-203) 巡视巡察重点监督关键的少数。

[13](p.547)对于这里所讲的权力监督制度，笔者认为，这套制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执纪在前，执法司法断后，做好纪法贯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作用等方面都做了规定。这其中只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与国际社会法治公理相通的，其他四点都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单靠党纪党规是难以遏制腐败势头的。

关键的少数主要是两类人，一是高级干部，二是各单位的一把手。[12](p.178)中央明确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减少纪委在查处案件时的顾虑。

①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赖以运行的前提条件。(11)目前，我国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还有将近1000个作为民族区域自治重要补充形式的民族乡。

⑤ 军队本来是国家的，但一个人统领久了，就想变成私人的，甚至当朝廷国家衰落之际，便有私人组织军队，军队私人化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军阀出现。这一制度借鉴了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了巡视制度新的活力。要想震慑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依靠法律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等方面的处罚。三靠党指挥枪原则，打破了军阀把军队私人化的藩篱。[14]在这方面，巡视巡察还创立了专题巡视巡察形式，它的特点是闻风而动(有点类似古代的风闻弹事)，出其不意，哪里有反映就奔向哪里。⑦这是在党的章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中国法治理论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定下了总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两个最高确保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了中国能够以较快速度、较好质量追赶并超过发达国家。

支部建在基层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产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2](pp.16-17) 在上述举措中，笔者认为最有创造性的是如下三条： 第一，从严治党抓早抓小，依法执政断后抓大。

⑨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列宁也曾指出，共产党是不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直接制定法律的。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在清朝大搞文字狱、禁锢天下士人思想之时，美国大陆会议接受了《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所有公民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治严则国兴、法治弛则国衰。一句话，党通过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治国实现良法善治。就道路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因而走出了先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再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一条社会主导、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②参见刘飞：《关于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几点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拒腐防变。《决定》把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分为十三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治理能力分为四项(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三项制度中的一项，依法治理是四项治理能力中的一种。

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四个服从使全党上下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形成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自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单一利益主体分化成众多利益主体、社会阶层等情况，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多元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中提炼出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近代自然经济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加之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15](p.64)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

但历史已经证明，洋务运动破产，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1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7页。

第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和他的学生福山对此都有论述，②他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要机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持社会稳定，建立一个权威、高效的政府。